他们中，有人奋战研究一线，为了让产业可持续发展；有人用38年的时间只做一件事，为了让百姓的钱包鼓起来；有人扎根云岭大地，让科研为经济社会服务……他们，在奔赴梦想的路上，坚定而执着。本期云南故事，我们走近云南省党外知识分子群体，听他们讲述“逐梦前行”的故事。
蓝增全在查看古茶树标本（2022年9月6日摄）。新华网 刘东 摄
“保护云南的古茶树资源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走进西南林业大学的云南省古茶树资源保护与利用研究中心，这里展示着部分关于古茶树的研究成果，陈列着大量古茶树的标本。为何要专门成立这样一个研究中心？
“世界古茶树资源有90%在中国，中国古茶树资源有90%在云南。尤其是大量野生茶树群落的存在，不仅为证明云南是世界茶树原产地提供了‘活化石’，也为茶产业发展提供了丰富宝贵的种质资源。该研究中心的建立是为了进一步实现古茶树资源的有效保护与合理利用，助力云南茶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云南省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副秘书长、西南林业大学古茶树研究中心教授蓝增全说。
古茶树资源是国家重要的种质资源，特别是野生茶树群落是现今世界仅存于云南的以茶为特征树种的生态系统，一旦毁损不可再生。因此，蓝增全希望能够建立一个可持续的产业模式。
为此，他带领团队广泛开展古茶树资源和茶生态考察，系统地掌握了中国古茶树资源分布格局、面积、株数，并通过建立古茶树资源可视化大数据平台，为资源收集、资源保护和民众意识的提高提供了有效帮助。
另外，在蓝增全看来，云南不但有着丰富的古茶树资源，还孕育了各具特色的民族茶文化。他建议，云南要进一步摸清古茶树家底，利用好古茶树资源特色优势，构建古茶树技术体系，同时也要利用古茶文化来赋能产业发展。
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技术专长服务于社会，一直是蓝增全的一个心愿。蓝增全希望依托云南作为世界茶树起源地的特色资源禀赋，让一片片绿叶变成一片片“金叶”，让茶产业托起老百姓的致富梦，进而谱写云南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绿色发展和乡村振兴的新篇章。
30多年来，蓝增全坚持奋战在茶树资源保护、茶业科学研究和茶产业发展的道路上，并无偿转移转化科技成果10余项。“我们将多个科研成果免费运用到生产实践和生活中，主要是为了更好地实现科技助力资源保护和产业发展的目标。”蓝增全说。
“古茶树是有生命周期的，而它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它是一个基因库，所以在基础数据积累完善、技术条件达到后，我们将着重研究如何保存基因，让古茶树的生态和文化赋能产业的发展。”蓝增全说，当下，我们要做的研究还有很多，保护云南的古茶树资源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舒群在查看红梨长势（2022年9月7日摄）。新华网 刘东 摄
“我有一个梦，一辈子，就这一件事”
“38年来，我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带领科研团队研究红梨品种，做大做强云南这一高原特色产业。当红梨产业发展得越来越好时，果农们的腰包才能不断鼓起来。”在云南省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副会长、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园艺作物研究所二级研究员舒群的心中，一直有着这样一个质朴的梦想。
20世纪80年代，以优异成绩完成大学学业的舒群选择回到家乡开展科研。从研究室到田间地头，舒群找到了太多将科研转化为实际产出、带领农户致富的乐趣。“三天不下地，心就慌”，作为一名农业科研工作者，舒群有着朴素的土地情结，“科研不应该闭门造车，只有将科研成果产业化才能发挥其最大价值。”
红梨对于舒群来说，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有时我女儿都跟我开玩笑，妈妈你的红梨比我还重要。我从大学毕业到现在都十分热爱我的专业和从事的工作。因为唯有热爱，才能克服一切困难去坚守自己的梦想。”舒群说。将果树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去悉心呵护、培育的舒群，也因此被果农们亲切地称为“红梨妈妈”。
到目前为止，舒群的红梨品种已累计推广种植30万余亩，实现农业产值24亿元，让十多万农民增收致富。
为适应现代农业发展趋势，舒群及其团队用了十多年的时间，不断对比研究，培育出第一代红梨“彩云红”，取得了良好成效。但她并不满足于此，与团队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又推出了第二代红梨“彩云红”。
“相较于第一代红梨而言，第二代红梨‘彩云红’的色泽更加鲜艳，耐储性更强，口味也由酸甜调整为了更被广大消费者接受的纯甜。” 舒群介绍，“我的目标就是要培育出一个真正好的红梨品种，让大家一说到红梨，就知道这个红梨是来自云南。”
除了科研人员的身份，舒群还是云南省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副会长。舒群表示，通过联谊会认识了很多优秀的人才，大家互相交流和学习，推动了彼此的成长和进步。另外，自己也将专注专业领域，发挥智力优势，在社会服务和自身建设上展现更多作为。
杨祝良在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标本馆查看收集保存的真菌标本（2022年11月23日摄）。新华网 刘东 摄
“我们这一代科研人赶上了一个黄金时代”
“真菌是非常有价值的生物资源，我的工作就是对野外获得的真菌标本或样品进行分门别类，逐步摸清我国真菌资源的家底，探讨其应用价值。”云南省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副会长、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分类室主任杨祝良说，我们要研究真菌，就得多跑野外，没有一流的野外工作，就没有一流的科研成果。
在杨祝良看来，真菌是个特殊的生物类群，有些可以人工栽培，有些不能人工栽培。如何充分利用真菌可以人工栽培的特性为人们的生活服务，是一个值得研究人员思考的问题。在确立此目标后的十余年中，杨祝良团队致力于在全国各地采集菌株。终于，在采集了9800多株菌株后，他们筛选出了十几种适合人工栽培的菌株。
而具有商业价值的羊肚菌的良好培植、产量提高正是杨祝良及其团队不懈探索的一项重要成果。通过努力，杨祝良团队选育获得20余个羊肚菌高产核心种质，解决了羊肚菌栽培产量不稳的瓶颈问题，提出标准化种植和管理新技术种植。据不完全统计，近几年中使用此栽培技术的羊肚菌在全国累计示范种植2万余亩，帮助企业和农户增收达3.5亿元。
杨祝良深知，科研重要，科普也很重要。在致力于科研的同时，杨祝良还收录了云南多种常见的有毒蘑菇，为了降低老百姓吃菌中毒风险，他通过电视、讲座等各种途径，普及毒蘑菇识别及中毒防治知识，并总结出了“头上戴帽、腰间系裙和脚上穿鞋的野生菌不能吃”“不要食用黄罗伞和白罗伞，其生长的旁边一定有剧毒鹅膏，很容易误食中毒”等安全吃菌法则。
杨祝良介绍，在云南，野生食用菌已经成为地方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不仅解决了一部分人的就业问题，也进一步加快了云南旅游业及其他产业的发展。因此，在云南进行真菌研究大有可为，“我期待着更多人能加入到云南野生菌的研究队伍之中，也相信会有更多研究者去探索出新的研究思路、方法和技术。”
“蘑菇虽然小，但是它的作用是很大的。我们研究蘑菇、研究真菌的目的，就在于更好地利用这些真菌，利用这些知识为人类的发展服务。”在真菌的研究方面，杨祝良始终相信，唯有热爱所在，才能目标所指，道路所至。
“科研人员要勇于面对科学难题，主动利用新技术和新思路去巧妙地解决老难题。”三十多年来，杨祝良从未放弃过自己的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我们这一代科研人赶上了一个黄金时代，我们取得的科研成果，主要得益于国家的快速发展。”杨祝良说。（完）
出品人：韩海阔
监制：李霞
统筹：刘馨蔚
编导：丁凝 刘东
剪辑：丁凝
撰稿：李晶晶
海报：游娟
外联：李玥欣
云南省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
新华网云南分公司
联合出品
往期回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