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昆明市滇缅大道旁，矗立着一座纪念碑——滇缅公路零公里纪念碑。千里之外的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畹町桥，则是滇缅公路国内段的终点。

  两者之间的距离是959.4公里——这是抗战时期滇缅公路国内段的长度。

  959.4公里，亦是一个民族与救亡赛跑的距离。

  大地之上的悲壮

  时光回溯到80多年前的烽火岁月。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日军全面封锁了中国沿海港口，家国陷于绝境之际，云南主动提出修筑一条从中国昆明至缅甸腊戍，再通过铁路连接仰光港的国际援华物资运输通道。

  滇缅公路全长约1146公里，国内段翻越云岭、怒山、高黎贡山等崇山峻岭，跨过漾濞江、澜沧江、怒江等急流深谷，地貌复杂险峻、工程浩大艰巨。

  80多年后，我们踏上云龙县境内一段保存完好的路段，脚下的弹石路在峡谷间延伸，每一寸路基都在诉说着那段悲壮往事。

  位于大理州云龙县境内的一段滇缅公路遗址（10月29日摄）。新华网发 刘东 摄

  这是一条创造了筑路奇迹的公路。1937年底至1938年8月，20余万云南各族民众，老幼妇孺齐上阵，用粗陋的工具，肩挑锄刨、敲山凿石，在高山深谷间抠出了这条抗战生命线。

  大理白族自治州永平县文联主席张继强，是一名长期关注滇缅公路的学者。他向我们介绍，当时，永平县承担了境内78公里路段的开挖，全县总人口4万多，每天就有1万多人奋战在工地上，7个月就把这78公里艰难的路段开通了，创造了奇迹中的奇迹！

  这是一条血肉铺成的血线。著名记者萧乾在其名作《血肉筑成的滇缅路》中写到，“云龙一县即死五六百人”。《云龙县志》记载的几个片段，让我们对“血肉”二字有了更深的感知：“有五个民工的保险绳同挂在一棵老树上，老树难以承重，树根从岩缝间拔起，五个民工坠亡”“一大队因住在气候酷热的山边阴湿之地，不幸发生天花传染，一天死亡数人”“四大队在澜沧江边施工，中暑和瘴气死数十人”……

  他们没有留下姓名，但绝不是一串冰冷的数字。据不完全统计，超过3000名筑路民众牺牲在崇山峻岭间，平均每公里倒下3人。

  云南民众修筑滇缅公路的场景。资料图片（昆明市博物馆供图）

  这是一条炸不断的生命线。滇缅公路修通后，日寇反复出动战机对公路沿线进行狂轰滥炸，但滇缅公路从未被真正摧毁。

  在云龙县，我们探访了横跨澜沧江天险的功果桥。云龙县地方史研究者张沙琳介绍，1940年至1941年间，日军出动200余架次飞机对其轰炸16次。为抢修被炸断的桥梁，云龙、永平、昌宁三县民众组成抢修队，日夜奋战、随炸随修，创造了“炸不断的桥梁”奇迹。

  2011年，因水电站建设，功果桥整体搬迁至澜沧江支流的沘江上。锈迹斑斑、弹痕累累的桥梁构件，铭刻着一个民族的韧性和不屈。

  这是一条关乎民族存亡的输血管。滇缅公路一度成为中国唯一的对外通道，国际援华物资源源不断运入中国，成为维系抗战的“输血管”。史料统计，1938年至1942年间，通过滇缅公路运输的战略物资超过50万吨。

  80多年后，我们车行在杭瑞高速公路滇西段寻访历史的印记，穿隧道、跨天堑，山河依旧，而这条与滇缅公路同走向的大道，已是中国通往东南亚的交通动脉。

  历史从未被遗忘，未来正在续写。

  血肉之躯的归来

  在昆明西山森林公园，矗立着一座宏伟的纪念碑，碑体刻着四个遒劲的大字“赤子功勋”。碑的右侧，是一面刻满姓名的名录墙，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南侨机工。

  滇缅公路修通后，急需大量会汽车驾驶和机修的人员，在爱国侨领陈嘉庚的号召下，3200多名南洋华侨青年回国抗战，书写了海外华侨最为波澜壮阔的救国篇章。

  既是离家，亦是归国。这是一段充满离别伤悲，更饱含家国情怀的故事。

  昆明西山森林公园内的南洋华侨机工抗日纪念碑（10月27日摄）。新华网发 刘东 摄

  “家是我所恋的，双亲弟妹是我所爱的，但破碎的祖国，更是我所怀念热爱的……”在昆明西山森林公园内的南侨机工纪念馆，陈列着这样一封催人泪下的家书。

  这是女机工白雪娇留给父母的信。白雪娇祖籍福建，出生在马来亚槟城一个富商华侨家庭，祖国蒙难之际，她瞒着父母家人，化名“施夏圭”报名北上救国。

  这封饱含爱国深情的家书被刊载在报刊上传遍南洋，激励着一批批华侨青年勇赴国难。

  马来亚华侨李月美，女扮男装参与滇缅公路运输，直至翻车身负重伤，在救治过程中才被发现女儿身，被誉为“当代花木兰”；

  马来亚华侨林福来，不顾家人反对，与未婚妻解除婚约归国，在滇缅公路上历经九死一生；

  马来亚槟城富家子弟陈振美，新婚不久毅然回国，于1942年日机轰炸惠通桥时殉难，家人二十余年后才得知噩耗。儿子陈益良曾因父亲“抛家弃子”心怀怨恨，直至知晓真相，心结才得以释然……

  这些只是我们在沿途各个纪念馆看到、听到的一些故事片段，而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没有留下姓名。

  青山处处，忠魂永存。在三年多的大抢运中，日机的狂轰滥炸、热带亚热带的疟疾、险峻的路段，成了机工遭遇的“连环杀手”，牺牲的机工往往就地掩埋。据史料统计，1000多名南侨机工长眠在滇缅公路上。

  卫国者已远去，但从不曾被遗忘。

  昆明市五华区新闻里社区，曾是罗开瑚、唐国常两位南侨机工生前生活的地方。在社区小巷深处，“藏”着一个规模不大的南侨机工历史文化纪念馆，他们的故事在这里融入烟火日常。

  “这里不仅是纪念馆，更是活的课堂。”新闻里社区党委书记彭羽介绍，社区建立了一支包括老中青少四代人的讲解员队伍，致力于南侨机工精神的传扬，年接待游客超过6万人次。

  今年70岁的蒋玲华，就是其中一名义务讲解员。蒋玲华是马来亚南侨机工韩仕元的家属，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组织、参与各类南侨机工历史文化活动。她所经营的废旧轮胎再生公司，70%的岗位专为残疾人设立，以实际行动传承着南侨机工对家国和社会的责任担当。

  位于德宏州畹町镇的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纪念馆内陈列的南侨机工照片墙（10月31日摄）。新华网发 刘东 摄

  在德宏州畹町镇的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纪念馆，我们拜访了南侨机工后人叶晓东。1944年，叶晓东的生父陈团圆被日军抓捕，惨遭活埋，甚至没有留下一张照片。父亲牺牲时，叶晓东仅3个月大，直到15岁，才得知父亲是英雄的南侨机工，从此，他便一直四处奔走寻找父亲的足迹、了解那段历史。

  退休后，叶晓东主动承担起管理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纪念碑的职责，这一守就是二十多年。几乎每天，他都会来到纪念碑前，擦拭碑体、打扫卫生，一遍遍向前来瞻仰的游客讲述南侨机工的故事。

  叶晓东希望，在这个“离父亲最近的地方”，让更多人知道，有一群叫“南侨机工”的人，曾为我们拼过命。  

  云端之上的不朽

  在昆明市博物馆，陈列着一件特殊的飞行员夹克，夹克背后印着23只骆驼图案。这件历经80多年时光洗礼的夹克，承载着一段用友谊、勇气和牺牲书写的不朽史诗。

  夹克的主人是美军飞行员尼浩拉士中尉。讲解员向我们介绍，每一只骆驼，代表飞行员在驼峰航线上往返飞行了10次。

  故事从1942年5月5日说起。

  那一天，沿滇缅公路侵入云南的日军先头部队，窜至滇缅公路咽喉要道惠通桥。为阻止日军过桥，千钧一发之际，中国工兵果断炸毁惠通桥，阻敌于怒江西岸。此后，怒江以西8万多平方公里国土相继沦陷，滇缅公路被迫中断。

  中国抗战再次陷入战略物资匮乏的困境！

  危局中，中美联合开辟了从印度阿萨姆邦到中国昆明的空中运输线，开启了二战史上最大规模的空运行动。航线跨越喜马拉雅山脉，海拔多在4500米以上，沿途山峰高低起伏形似驼峰，被称为“驼峰航线”。

  滇缅公路的使命得以在云端延续。但，这是一条危机四伏的“死亡航线”！

  危机四伏的“驼峰航线”。资料图片（昆明市博物馆供图）

  这里常年云雾弥漫、狂风肆虐，冰雹、冻雨、日机袭扰，每一次飞越驼峰都是与死神的较量。据不完全统计，超过1500名机组人员牺牲，坠毁飞机约600架。散落在峡谷中的飞机残骸，反射着冰冷的光芒，成为后来者悲壮的航标。

  飞行员夹克上的23只骆驼，意味着尼浩拉士中尉在这条死亡航线上往返了230次！

  云南驿，曾是茶马古道上的重要驿站。

  当我们踏入这个位于大理州祥云县的古镇，时光仿佛凝固。古驿道穿街而过，两侧保留着传统民居，房前坐着的老者宁静、安详。很难想象，这里曾是战机云集的战略要地。

  祥云县文物管理所工作人员张谷甲介绍，二战期间，滇缅公路、驼峰航线和中印输油管都从云南驿经过，是驼峰航线重要的中转站和飞虎队的前线基地之一。驻守云南驿机场的飞虎队，主要参与滇缅公路空中防务、驼峰航线物资转运、军队运输等任务。

  飞虎队，即1941年8月成立的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1942年7月，部分队员并入美国陆军第10航空队所属中国特遣队，次年3月，扩编为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由于指挥官都是陈纳德将军，且都驾驶涂有“鲨鱼嘴”的战机，人们习惯上把这三个阶段的部队统称“飞虎队”。

  飞虎队在中国抗战最艰难的时期，屡挫日军、威震敌胆，用勇气和生命筑起“空中长城”，其无畏精神与跨国情谊，至今仍是中美两国共同的珍贵记忆。

  云南驿曾是驼峰航线重要的中转站和飞虎队的前线基地之一（10月28日摄）。新华网发 刘东 摄

  云南驿古道旁的一座近百年的老宅院，曾是盟军的一个指挥部，如今是“二战中印缅战区交通史纪念馆”，馆陈的各类文物、史料，讲述着二战时期云南驿的故事。其中陈列的一张照片，是一位年轻英俊的美国军官，他就是飞虎队队员罗伯特·莫尼中尉。

  1942年12月的一天，22岁的莫尼中尉驾机在祥云上空与日机激战，战机不幸被击中。为避免战机坠落在祥云县城伤及百姓，年轻的飞行员放弃了最后的跳伞机会，强行操控飞机向县城外飞去，失去了跳伞必要高度的莫尼中尉，最终因伤势过重英勇牺牲。

  莫尼中尉用生命的最后抉择，守护了脚下的异国土地，将飞虎队的友谊与牺牲精神永远铭刻在了祥云的天空中。  

  钢铁意志的胜利

  云南龙陵，松山。

  这里是抗战期间中国军队收复的第一块国土。

  今年4月从四川老家迁居松山以来，抗战老兵廖沛林几乎每天都会坐在松山战役旧址门口，向来往游客讲述松山战役的故事。

  “我今年才100岁！”廖老声音洪亮，精神矍铄，目光透着军人的坚毅。“我要感谢你们来看望我的战友，他们不会说话了，但我还能说，我替他们谢谢你们！”廖老的话，令我们动容。

  80多年前，为夺回被日寇盘踞的松山，廖老的4000多名战友倒在了这里。

  滇缅公路中断后，中日两军隔怒江对峙长达两年。期间，日军在怒江西岸的松山构筑了一系列坚固的防御工事，妄图长期固守。松山是扼守滇缅公路的要冲，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被称为“东方直布罗陀”，不拔除盘踞松山的日军，则无法打通滇缅公路。

  1944年5月，中国远征军强渡怒江发起滇西反攻。6月至9月，中国远征军历时90余天鏖战，以伤亡7773人的代价，歼灭盘踞松山的日军1288人，铲除了滇缅公路上的这颗毒牙。

  扼守滇缅公路咽喉要道的松山（8月8日摄）。新华网 赵普凡 摄

  如今的松山，树木葱茏，生机盎然。我们走在松山上，很难想象，这里曾是惨烈的“绞肉机”，只有山风穿过林间时，仿佛还能听见历史的呜咽。

  “一排排战友冲上去，没几个能回来，打得惨哦！”说起往事，廖沛林难掩激动。

  松山为什么难打？在探访的过程中，我们似乎找到了一些答案。

  松山主峰海拔超过2000米，主峰观景台下的山坡几乎呈垂直状，令人眩晕。日军阵地居高临下，可对山下中国军队的一举一动进行俯视和火力压制。整个松山由20多个大小山头构成，各据点相互策应形成交叉火力网，使进攻方陷入“仰攻”和“四面受敌”的绝境。

  日寇盘踞两年，几乎将松山挖空，构建了永久性防御工事。走在松山上，日军的交通壕、战壕、散兵坑、射击掩体随处可见，密如蛛网、触目惊心。

  龙陵县文物管理所副所长饶斌介绍，经文管部门勘测，松山上的日军交通壕、战壕总长度达13200米。工事伪装巧妙，火力点设计刁钻，让进攻部队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踏入死亡陷阱。

  松山主峰子高地日军地堡被中国军队爆破的瞬间。资料图片（昆明市博物馆供图）

  在松山主峰子高地，我们看到两个巨大的弹坑，这里就是日军地堡所在地。地堡向地下开挖大概6米，覆盖多层松木和钢板，顶部覆盖土层厚达2米以上，可抵御重炮直接命中，甚至能承受重磅航空炸弹轰击。在常规火力难以奏效的情况下，中国远征军采用坑道作业掘进至两个地堡下方，共填埋3吨炸药，才端掉了这两个地堡。

  松山，是被中国士兵用“意志+智慧+血肉”硬生生啃下来的硬骨头！

  松山战役旧址门口挺立着一棵饱经炮火洗礼的小叶榕，虽弹痕累累，但枝繁叶茂。松山教育培训中心赵梓晔向我们介绍，历史学家方国瑜到松山考察时，从这棵树干上取出了46块弹片，“这棵树就像中华民族一样，虽然历经了种种磨难，但从来没有被打垮过！”

  1944年9月7日，松山被攻克。随后，侵占腾冲、龙陵的日军相继被歼灭，中国远征军乘胜追击，连克芒市、畹町，最终将日寇逐出国门。1945年1月27日，中国远征军与中国驻印军在缅北芒友胜利会师。

  至此，这条用血肉筑成的生命线终被夺回。（罗春明）